尽管人们对于大张旗鼓的“耶稣救世”奋兴运动、救世军帽子，以及被T．H．赫胥黎称之为“狂热”的宗教热忱如何持保留的态度，但恐怕没人会对救世军成为世间慈善事业的主力军这件事提出异议。正如罗伊·哈特斯利在这部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又是社会史的好书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并不需要相信瞬间神恩——或任何形式的神恩——来赞赏和称许他们的社会救赎工作”。哈特斯利还正确地指出，威廉和凯瑟琳·布思的作用尚未获得应有的评价，以及他俩要远比大多数19世纪时髦的和领导潮流的偶像更有资格获得“维多利亚时代名人”这一标签。
布思不仅始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有颗永不安宁的灵魂。他出身于一个国教家庭，在短暂地成为公理会教友，及跟其他两个卫斯理宗教会产生瓜葛之后，曾入遁道公会达十年之久。1861年，威廉和凯瑟琳听从上帝的召唤自立门户，从而进入“一种圣洁的状态”。1864年，他们开始发起基督教的传教运动，将福音传播到了伦敦东区的贫民窟。这一运动不断发展，1878年它变成了以布思为“将军”的救世军。
在十年时间内，通过举行反对酗酒、反对卖淫的露天布道大会和宣扬勤劳工作的伦理道德，并用分发充饥热汤和设立其他救济机构等方式来支持其神学教诲，这一运动很快就席卷了全球。救世军是19世纪最大的宗教现象之一，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摩门教。下面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1869年，基督教传教运动在伦敦东区只有13个布道站。到了1890年，全世界就已经有了2，874个救世军组织，共有9，416名全职军官。
为什么救世军会这么成功？它是唯一接受工业革命挑战的宗教派别。当英国教会仍只是针对中产阶级，而教区牧师退避于舒适的乡间生活时，布思夫妇却意识到了将福音传播给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后者虽然最不愿意接受福音，但却最需要它。他们也意识到罪人经过改造后所能发挥的作用和由穷人们自己来传播“福音”的必要性。
此外，曾经帮助过早期基督教的同样因素对救世军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在一个很宽泛的意义上，救世军在被剥夺者和入不敷出的贫民当中，尤其是在妇女当中，受到了欢迎。凯瑟琳·布思首先提出女性传道士的设想，用无懈可击的圣经学识为此论点作出了辩解，而且救世军对于指派妇女成为男人的上司并无任何的思想障碍。由于在刚成立的30年中，救世军的“士兵”受到了警察，暴徒和地方行政官的残酷迫害，所以他们能够亲身体验到早期基督徒的殉道精神。除此之外，还有露营会议。军乐的吸引力和制服的引诱——它们都是为了引起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的好战兴趣而专门设立和提供的——况且还有烈酒。
威廉·布思本人并不具有个性的魁力。在哈特斯利的叙述中，他似乎是个懦弱的，刚愎自用的，严厉的，受蒙蔽的，专横的，谄媚的和毫无幽默感的忘恩负义者、军纪官、喜欢控制别人的怪物，他也是一个趋炎附势者和对富贵强权，尤其是皇家成员，溜须拍马的马屁精。然而他身上有某种神秘的，像谜一般的特质，哈特斯利并不能对此作出最根本的解释。作者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用妖术惑众的传道士，但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布思演讲的实际范例，而且他的形象往往被长篇累牍的叙述所淹没，这对于他的小传毫无帮助。
对于凯瑟琳形象的刻划要更为成功。她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其丈夫相形之下则是个神学上的浑噩无知者。她意志坚强，神勇高傲，善于挑刺儿，在承受压力上要远胜于威廉，后者在艰难时刻总会因神秘的疾病而垮掉。在某些方面，她要比丈夫更令人敬畏。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她完成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妻子和母亲的所有“职责”，并且生养了八个孩子，他们全都被抚养成人，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奇迹。
但是哈特斯利刻画最成功的人物是乔治·斯科特·雷尔顿，假如把布思比作约瑟夫·史密斯，那乔治就是救世军的布里格姆·扬。救世军的所有主张几乎都是来自雷尔顿：如“神恩”的概念，即人可以在现世获得圣徒品位；因与“圣洁”不符而放弃圣餐的做法；像卖保险单那样去推销上帝和拯救灵魂；妇女至关重要的作用（雷尔顿甚至比凯瑟琳持更极端的女权主义观点）；以及“救世军”这个名称。哈特斯利恰如其分地指出，如果没有雷尔顿，基督教传教运动仍可能会进化成救世军，但它却不能在十年之内席卷全球。
《鲜血与烈火》一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对布思财务情况的详细调查（布思的帐目混乱，但并不贪赃舞弊）；有关他与子女之间嫌隙的伤心故事；对19世纪遁道公会内部宗派矛盾的细致描述；以及酒商所雇佣的暴徒对于救世军长达30年之久的武装袭击，后者遭到了布思及其追随者像甘地一般的非暴力抵抗。凯瑟琳死于1890年，但比她多活了22年的威廉化悲痛为力量，从20世纪初开始到各地旅行，以开展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奋兴运动，因为他怀疑救世军运动有退化的迹象。
哈特斯利在描写救世军的特征及其社会意义上不愧为一个极好的向导。他的叙述是如此引人入胜，使得读者能真的想象自己是在19世纪末为慈善事业而向各种艰难困苦开战的救世军成员。哈特斯利同样善于设身处地地揭示布思本人的思想矛盾。布思在其代表作《最黑暗的英格兰》中提出罪孽和罪行是由经济形势所造成的，然而作为一个“圣洁的”神学家，他又相信个人的得救。在自由意志和经济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人们常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无产阶级更倾向于接受遁道公会，而非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布思及其救世军来说，无产阶级所得到的是上述两者的一种折衷。尽管人们对于大张旗鼓的“耶稣救世”奋兴运动、救世军帽子，以及被T．H．赫胥黎称之为“狂热”的宗教热忱如何持保留的态度，但恐怕没人会对救世军成为世间慈善事业的主力军这件事提出异议。正如罗伊·哈特斯利在这部既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又是社会史的好书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并不需要相信瞬间神恩——或任何形式的神恩——来赞赏和称许他们的社会救赎工作”。哈特斯利还正确地指出，威廉和凯瑟琳·布思的作用尚未获得应有的评价，以及他俩要远比大多数19世纪时髦的和领导潮流的偶像更有资格获得“维多利亚时代名人”这一标签。
布思不仅始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有颗永不安宁的灵魂。他出身于一个国教家庭，在短暂地成为公理会教友，及跟其他两个卫斯理宗教会产生瓜葛之后，曾入遁道公会达十年之久。1861年，威廉和凯瑟琳听从上帝的召唤自立门户，从而进入“一种圣洁的状态”。1864年，他们开始发起基督教的传教运动，将福音传播到了伦敦东区的贫民窟。这一运动不断发展，1878年它变成了以布思为“将军”的救世军。
在十年时间内，通过举行反对酗酒、反对卖淫的露天布道大会和宣扬勤劳工作的伦理道德，并用分发充饥热汤和设立其他救济机构等方式来支持其神学教诲，这一运动很快就席卷了全球。救世军是19世纪最大的宗教现象之一，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摩门教。下面的数字颇能说明问题。1869年，基督教传教运动在伦敦东区只有13个布道站。到了1890年，全世界就已经有了2，874个救世军组织，共有9，416名全职军官。
为什么救世军会这么成功？它是唯一接受工业革命挑战的宗教派别。当英国教会仍只是针对中产阶级，而教区牧师退避于舒适的乡间生活时，布思夫妇却意识到了将福音传播给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后者虽然最不愿意接受福音，但却最需要它。他们也意识到罪人经过改造后所能发挥的作用和由穷人们自己来传播“福音”的必要性。
此外，曾经帮助过早期基督教的同样因素对救世军也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在一个很宽泛的意义上，救世军在被剥夺者和入不敷出的贫民当中，尤其是在妇女当中，受到了欢迎。凯瑟琳·布思首先提出女性传道士的设想，用无懈可击的圣经学识为此论点作出了辩解，而且救世军对于指派妇女成为男人的上司并无任何的思想障碍。由于在刚成立的30年中，救世军的“士兵”受到了警察，暴徒和地方行政官的残酷迫害，所以他们能够亲身体验到早期基督徒的殉道精神。除此之外，还有露营会议。军乐的吸引力和制服的引诱——它们都是为了引起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的好战兴趣而专门设立和提供的——况且还有烈酒。
威廉·布思本人并不具有个性的魁力。在哈特斯利的叙述中，他似乎是个懦弱的，刚愎自用的，严厉的，受蒙蔽的，专横的，谄媚的和毫无幽默感的忘恩负义者、军纪官、喜欢控制别人的怪物，他也是一个趋炎附势者和对富贵强权，尤其是皇家成员，溜须拍马的马屁精。然而他身上有某种神秘的，像谜一般的特质，哈特斯利并不能对此作出最根本的解释。作者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用妖术惑众的传道士，但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布思演讲的实际范例，而且他的形象往往被长篇累牍的叙述所淹没，这对于他的小传毫无帮助。
对于凯瑟琳形象的刻划要更为成功。她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其丈夫相形之下则是个神学上的浑噩无知者。她意志坚强，神勇高傲，善于挑刺儿，在承受压力上要远胜于威廉，后者在艰难时刻总会因神秘的疾病而垮掉。在某些方面，她要比丈夫更令人敬畏。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她完成了作为维多利亚时代妻子和母亲的所有“职责”，并且生养了八个孩子，他们全都被抚养成人，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奇迹。
但是哈特斯利刻画最成功的人物是乔治·斯科特·雷尔顿，假如把布思比作约瑟夫·史密斯，那乔治就是救世军的布里格姆·扬。救世军的所有主张几乎都是来自雷尔顿：如“神恩”的概念，即人可以在现世获得圣徒品位；因与“圣洁”不符而放弃圣餐的做法；像卖保险单那样去推销上帝和拯救灵魂；妇女至关重要的作用（雷尔顿甚至比凯瑟琳持更极端的女权主义观点）；以及“救世军”这个名称。哈特斯利恰如其分地指出，如果没有雷尔顿，基督教传教运动仍可能会进化成救世军，但它却不能在十年之内席卷全球。
《鲜血与烈火》一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断：对布思财务情况的详细调查（布思的帐目混乱，但并不贪赃舞弊）；有关他与子女之间嫌隙的伤心故事；对19世纪遁道公会内部宗派矛盾的细致描述；以及酒商所雇佣的暴徒对于救世军长达30年之久的武装袭击，后者遭到了布思及其追随者像甘地一般的非暴力抵抗。凯瑟琳死于1890年，但比她多活了22年的威廉化悲痛为力量，从20世纪初开始到各地旅行，以开展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奋兴运动，因为他怀疑救世军运动有退化的迹象。
哈特斯利在描写救世军的特征及其社会意义上不愧为一个极好的向导。他的叙述是如此引人入胜，使得读者能真的想象自己是在19世纪末为慈善事业而向各种艰难困苦开战的救世军成员。哈特斯利同样善于设身处地地揭示布思本人的思想矛盾。布思在其代表作《最黑暗的英格兰》中提出罪孽和罪行是由经济形势所造成的，然而作为一个“圣洁的”神学家，他又相信个人的得救。在自由意志和经济决定论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人们常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无产阶级更倾向于接受遁道公会，而非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布思及其救世军来说，无产阶级所得到的是上述两者的一种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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